作者:趙悅光

出處:甲午網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4年6月4日

摘要:1985年煙臺和海陽市兩級文管部門對位于海陽市盤石店鎮嘴子前村東北部的一處小高臺土層標注為M-1—M6的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現和清理了為數眾多、制作精美…

關鍵詞: (暫缺)

一、綜述

1985年煙臺和海陽市兩級文管部門對位于海陽市盤石店鎮嘴子前村東北部的一處小高臺土層標注為M-1—M6的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現和清理了為數眾多、制作精美的古代青銅器及其它材質的遺物。經有關考古工作者認定,這是一處東周春秋時期的古代遺存。

從出土的器具上看,銅器主要有鼎、盆;陶器有簋、寬沿簋、罐、豆等;仿銅禮器的木器有壺、盂、勺、俎等。特別是4號和6號墓,先后出土了陶、木、銅、玉質等各類文物共400多件,其中有3件被列入“中國文物精華”。

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是4號墓出土鼎七件。1件有蓋,其余6件無蓋,大小相次遞變,頗具列鼎之勢。二是1號墓出土一套編鐘共7件,其中5個甬鐘、兩個鈕鐘。鈕鐘器形較大,通高43.5厘米,重11.6公斤,氣象莊重,紋飾精美。4號墓出土編鐘9件。三?是4號墓出土青銅大盂,盂口沿刻有銘文7字:“圣所獻為下寢盂。”高37厘米,口徑69.5厘米,重36公斤。四只獸頭形大耳,通體飾華麗的龍紋,雋永精美,實屬罕見,已被列入國寶級的文物。四是在4號墓發現一個銅甗,上有銘文,共四行十七字,為“(陳)樂君豆,乍(作)其旅獻(甗)用□眉壽?無疆永用止”。

葬穴的型制情況為:2號墓是一座長方形土壙墓,填土為黃沙土,槨蓋板上封有青膏泥、槨室四周有夯筑的熟土二層臺,單槨單棺。人骨已朽爛,不見痕跡。而4號墓為土壙,用青膏泥封護,墓內重槨單棺。

從以上發掘的基本情況看,在膠東地區能發現如此眾多、精美的春秋時期文物,實屬罕見。因此引起了學界及有關歷史愛好者的高度重視和極大興趣。

二、質疑

如上眾多精美的春秋遺物,特別是4號墓,在一個墓中能同時出土大量甚至國寶級的文物精品,令人稱奇!面對這一切,人們在贊嘆和驚訝之余又不免會有一個共同的疑問產生:它的主人是誰?他們又來自何方?

目前文物工作者已初步給出推測性的結論,其流行觀點認為:這是春秋時期齊國齊景公時國相田乞的家族墓地,其中4號墓主極可能是田乞本人(下稱a觀點)。另外也有學者很謹慎地認為只是某個春秋時期的陳氏貴族之墓。本文試就以上a觀點,提出質疑與推測,望方家不吝賜教。

持a觀點者之所以認為4號墓主是齊相田乞,其證據鏈為;

1、?嘴子前大墓為春秋時期的貴族。

2?、出土文物中青銅大盂及銅甗上的銘文表明器物的主人是陳國人。

3、?海陽為春秋時齊國國相田乞的領地,在這塊領地上只有田乞有資格擁有如此的重物寶器。

4、?田乞的祖先是陳國人。

據上要點,持a觀點者描繪的社會情景是:一個因為陳國內亂,從陳國中逃出的貴族“圣”(即勝,是為陳國陳哀公少妾之子)攜帶眾多國之重器來到當時強盛的東方之國——齊國,投奔已為齊國大夫的田乞。因為田乞祖先陳完也是從陳國出逃來齊國的緣故,所以從血緣上說“圣”與田乞是同族人,并且在輩份上低田乞一輩,大盂正是“圣”進見田乞之禮物。田乞死時為避身后之災,從當時齊國的國都臨淄來到嘴子前下葬,大盂就自然地成為隨葬品埋入地下。

簡言之,陳國的宮庭重器青銅盂和銅甗,是由于田乞為死后避禍而帶到自家封地——嘴子前的。

歷史原貌是這樣的嗎?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茍同。現依據史料和自己的讀史心得,試論如下:

首先,根據嘴子前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無論從制作工藝的精美程度還是從其紋飾技藝的時代痕跡來看,都不難斷定這是一處春秋時期的貴族墓地。文物重器出自春秋時地處河南淮陽一帶的一個諸侯國——媯姓陳國。這可從出土的一盂一甗的銘文中找到切實的答案。?“甗”銘文大意是:姓陳的大夫做了這件器物,世世代代相傳使用。銘文中陳字右邊的“攴”旁,是典型的陳國特點。而陳完奔齊后則將帶“攴”的“陳”改為在“陳”下邊加“土”字以區別于故國之陳,關于這一點史學界已有共識,不贅述。大盂口沿上的銘文“圣所獻媯下寢盂”,意為“圣”進獻的下寢之盂。史書載:媯“陳姓也”,而在我國的古文字學的研究中也認為“為”同“媯”。西周初,舜的后人胡公滿封在陳國當諸侯,陳國在河南媯水流域,當時習俗以地為姓,地姓“媯”、國姓“陳”,上述兩種有銘器說明,墓主既姓陳又姓媯,無疑是陳國的宮庭故器。

1、?田乞死后是葬在當時的自家封地嗎?

按a觀點,田乞死后之所以葬在遠在齊都東方的嘴子前,是因為這里為田家的封地。但查《史記·齊太公世家》有“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劃安平以東為田氏封地”之記載。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也有記載:“悼公既立。田乞相之,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平公即位,田常為相。……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封為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這就說明田家得到安平以東的封地是在田常以后的事了,從時間的節點上看已是田乞死后至少九年的事了。如此,就不能認定田乞死后?“是葬在當時的自家封地了”。

另據《海陽縣簡志》載“春秋、戰國時,海陽屬即墨地”,當時的瑯琊治所應在今膠南一帶,海陽與瑯琊地理上相隔甚遠,中間有齊之即墨相隔(治所在今平度),怎又來海陽屬瑯琊之說?《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里。古紀國之雋{大耳}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瑯琊,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從這一注釋可以看出,一是當時的海陽有可能是萊、登之地,并未有是瑯琊屬地之意。二是萊、登之地是為田常封地。綜上所述可知,海陽的地理位置是符合《括地志》的概述,可采信。因此,無論是從時間上或從空間上看,當時田乞并不是葬在自己的封地之內的。

2、?田乞能來嘴子前避禍下葬嗎?

筆者認為田乞不可能來此下葬。理由是:

(1)田乞無禍可避。齊景公和一代名相田嬰去世后,田乞鏟除了高昭、國夏這兩個最大勁敵,隨后又殺了新君晏儒子,擁立悼公,自立為相。這樣他就專擅了齊國的國政。他的兒子田常、孫子田盤以后都立為相,不能不說田乞的權勢之大。并且這種權勢還蔭及家族多人為齊國重要城邑的長官。因此雖說田乞在世時還不能一手遮天,但其家族實力足以使他無禍可避!既無禍可避,他也就沒有來嘴子前避禍一說了。

(2)齊國的國都在臨淄。臨淄至嘴子前古代道路崎嶇,行程少說也得千里。設想田乞死后千里迢迢來海陽這個人煙荒蕪之地下葬,其艱辛可想而知。即便4號墓的墓主人為田乞,那其它墓主又為何人?是與田乞同時下葬的,還是以后陸續來此地下葬的田家人?或是之前就有的墓葬?如果嘴子前墓葬群遠不止已發掘的六墓,這得多少年連續下葬才能形成這個墓群?如果真是當時齊國國君能對田乞形成生殺的壓力,這樣大的連續下葬動作,能躲得過國君和其它顯族政敵的耳目?a觀點顯然太過主觀。

(3)據考齊國的國君和一些貴族之墓大都在臨淄周邊。這種做法符合周禮宗法的規范,雖東周王室衰微,但也非禮法全壞,按常理田乞也當葬于此。

3、從嘴子前古墓出土的不完整列鼎的葬式看,也不能說明是田乞的僭禮越制所為。

據史料知,東周至戰國時,各諸侯國君及卿大夫都有鑄器之權。以田乞的大夫之位,權勢之重,更應有鑄器之權。在其死后用鼎這件事上,田乞要用列鼎的形式來實現其死后的夢想,是件并不難做到的事情。如果說他葬在臨淄不敢有非分表現,那么在海陽這個山高君遠之地則應有所顯露吧,但這一切在當今的發掘中,我們并沒有得到一絲直接有力信息證據。即田乞沒有以湊數的列鼎,想在陰間過一把君主癮之舉。

4、從4號墓下葬的規格上看也不像田乞之墓。

我們從齊故城大城已發掘的疑為齊景公墓葬情況看,僅殉馬坑占地就達一千多平方米,初步估算殉馬六百匹以上。其墓現存墓道口南北長達26米多,東西寬23米多,墓室總面積達614平方米。可謂規模宏大。田乞是在景公死后四年死的,景公寢墓的規格和下葬的豪華場面他不可能不清楚。另從1971-1972年考古人員對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的發掘情況看,定性為春秋戰國之際的齊國卿大夫一級的大貴族。共出土器物一千多件,還發現殉人9人,陪葬者17人,狗8只。從以上兩例墓葬形制規格上看也遠比海陽東周古墓規模大和規格高。如果4號墓的主人真是田乞,并且他還要在嘴子前這個深山中做他的春秋諸侯國君夢,那么一棺重槨一土壙無墓道的“寢宮”形制就很不相稱。

5、是“圣”把大盂送給了田乞嗎?

按a觀點推測,“圣”乃陳國人,田乞的祖先也是從陳國來齊國的,且田乞是齊國卿大夫。所以得出結論就是“圣”到齊國來必定將大盂獻給田乞,也就是說只有田乞才能接受大盂。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太過牽強的推論,經不起推敲。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點,就是從大盂銘文的刻制方式上看,“圣所獻為下寢盂”這幾字經確認是后來刻補上的,不是鑄器時一次成型的,而且從字面上看,有的學者認為大盂是“圣”獻給他母親的,因此我們很難想象“圣”能把送給母親的用品再獻給田乞。再者,雖說銅盂制作相當精美,氣勢不凡,但只是一件宮庭的日常器物,主要為盛水用,從嚴格意義上講,還算不上國之重器。還有一點,在4號墓中同時出土了一件名為甗的銅器,為周代的一種炊器。其銘文為“(陳)樂君豆,乍(作)其旅獻(甗)用□眉壽無疆永用止”,據此斷定此器為陳樂君所有,那么此物難道也是“陳樂君”獻給田乞的嗎?他和田乞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因此其結論值得質疑。

三、關于嘴子前東周墓群主人之謎新說

嘴子前東周4號墓的主人既非田乞,又為何人?筆者認為要尋找4號墓主人的信息,還要從其出土的一甗一盂的銘文中找答案。

筆者在查閱有關周代禮儀方面史料得到啟發,嘗試破解前述之疑。

在4號大墓同時出土的這一甗一盂中,甗的銘文共為四行十七字,為“?“(陳)樂君豆,乍(作)其旅獻(甗)用□眉壽?無疆永用止”。筆者認為,正是這“旅獻”二字為我們苦苦尋找4號墓主人提供了清晰的線索。

有關學者解讀上述銘文中往往忽略對“旅”字的認識,將銘文理解為“是陳國的一個叫豆的貴族向某人進獻了銅甗”。筆者認為另有其解,試述如下。

先說“旅”字的古意,據查康熙字典上的“旅”字的眾多釋義中,其中之一為“序也”。“《儀禮·鄕飮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旅,序也。”指的是,在周代宮庭中君臣或賓主宴歡時相互敬酒的次序。

在周代史料中有“燕禮”的記載。燕禮之“燕”通“宴”,義為安閑、休息。燕禮是古代天子、貴族在政余閑暇之時,為聯絡與下屬的感情而宴飲的禮儀。燕禮是在路寢舉行的。古代天子有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有三寢: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路寢是正寢,天子、諸侯在此聽政、處理事務;小寢是休息的地方。在燕禮的過程中國君有四舉旅酬的議程(主賓的獻酬禮完成之后,國君自上而下地為臣下進酒勸飲,即所謂“旅酬”)。

《燕義》把“四舉旅酬”的一系列活動程序概括為:“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

“獻君,君舉旅行酬”,是為賓舉旅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是為卿舉旅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是為大夫舉旅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是為士舉旅酬。庶子的地位卑微,不再為之舉旅酬。所以,在燕禮中先后要為賓、卿、大夫、士等四次舉爵勸酒,即所謂“四舉旅酬”。

依上所述可知,這里的“旅”字不同于我們現代人通常認知之意,而是指周代君王宴禮時向臣下勸酒的次序。

而“獻”字在現代理解為“進獻、獻給”之意。那么在周代的宴禮中,則有“互獻、互敬”之意。據查有關資料,“獻”古時特指主人向賓客敬酒。如“為賓為客,獻酬交錯”——《詩·小雅·楚茨》。“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儀禮》。又如“獻酬”(飲酒時相互酬勸)。

根據以上“獻”字的釋義,可知“獻”其實也是特指周代宮庭歡宴時君臣敬酒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驟。

依《禮儀》所載,我們大體可知其過程如下。燕禮從賓、主行一獻之禮開始。賓主上堂后,彼此行禮。按照宴飲禮節,主人在斟酒之前,要先下堂到庭中的“洗”之前洗手、洗酒爵(或觚),以表示鄭重和潔敬。此時,賓不能獨自在堂上安坐,那樣有役使主人之嫌,是自大的表現,所以要隨之下堂。此時,主人要辭謝對方下堂;賓則以禮作答。洗手、洗爵畢,雙方一起上堂。接著,主人再次下堂洗手,以示為對方酌酒的鄭重。出于同樣的原因,賓要再次下堂,彼此之間辭讓的儀節與剛才一樣。于是,雙方再次上堂,主人酌酒之后,向賓獻酒。賓拜謝后接過爵,入席坐下作食前祭祀,即先用脯醢祭祀,再用酒祭酒,意在紀念先世創造這些食物的人。賓祭畢,要稱贊酒的甘美;主人答拜;賓將爵中之酒飲盡,拜謝主人。主人答拜。這是主人向賓獻酒,稱為“獻”。

綜上所述,我們將銅甗銘文中的“旅”與“獻”的古代含義結合起來分析,就不難得出,這個銅甗是一個春秋時陳國宮庭宴禮過程中獻酬用器。并不是“豆”用來進獻給某人的。

由此看來,在4號墓銅甗的最終主人其實正是“豆”本人,那么也就為求證4號大墓的真正主人找到了一條最直接的證據!

我們再看4號墓葬中青銅盂的銘文“圣所獻為下寢盂”,這段話有兩個關鍵詞—“獻”、“下寢”。這里的“獻”筆者認為可以理解為“進獻、獻給”之意。因為這里的“獻”是用在“所”字之后的動詞,因而這段銘文在句式上明顯不同于銅甗銘文“獻”(名詞)字的意義。而“下寢”一詞,在周代的史料中除此以外,未見其它著錄。只是知道古代天子有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有三寢: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路寢是正寢,?是天子、諸侯在此聽政、處理事務;小寢是休息的地方。正如有學者推測其地位當低于路寢或大寢,但總是宮室之一種,并指出古代宮室用器,也往往與“寢”字連。筆者認為銘文中的“下寢”在理解上可與“寢小室”、“小室”、“小寢”通用,只是在有的諸侯國中的稱謂不同而已。

而“盂”,據史料記載,是商殷前期新出現的,屬水器類。如小屯西北岡墓出土附耳盂,上有銘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為盥洗用器。殷墟5號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對稱的兩系。有專家認為“寢小室盂”則是標識存放地點和使用場所。我們結合周代宴禮禮議所載也可知,在君臣飲酒前君臣要反復的洗手,以示鄭重。那么,這個用于君臣洗手、洗酒爵、洗觚的用具或許就有盂,也就是說“盂”是周時宮庭中的盛水之器并與宴禮活動密切相關,特別是制作精美的大盂更可能是君主貴族的專用之器。

這樣依上意,對“下寢”二字的理解,本文認為這只是表示當時君王或貴族們休息的一個地方。相反,如果依a觀點所說,“下寢”表示為陳國國君的少妾,(《史記·陳杞世家第六》載:“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那么就與“諸侯有三寢: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的周禮相悖。因此,“圣所獻為下寢盂”一句可釋為“圣進獻了一個來自陳國的王室所用的盂”,這一新的解讀就和有的學者所釋“圣進獻給其母親的盂”有了原意上的明顯差別。

按a觀點,嘴子前東周4號墓穴的主人之謎涉及到四個人,即圣、豆、圣的母親、田乞。致使我們在破解這一問題時,感到異常的繁難。現在有了我們對周禮中“旅獻”、“下寢”含義上的新認知,就對弄清“既然4號墓是田乞之墓,為何又出現了豆、圣及其母親之物”這一疑問開辟了新的思路,并進而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鑰匙。

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比較“豆”與田乞不同之處。

(1)該墓共出土編甬鐘7件和編鈕鐘2件,時代屬春秋晚期,考古發掘時被發現編鐘列于槨室的東北一面。《周禮》載:“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就是說周天子享用的鐘磬樂懸,可以像宮室一樣擺列四面;諸侯去其一面,享用擺列三面的?“軒懸”,卿大夫享用擺到兩面的“判懸”;而士則只能享用擺列一面的“特懸”之制。這種樂懸制度就像當時的列鼎制度一樣,不能僭越。“豆”僅用一面,卿大夫則可用兩面。

(2)4號墓出土了形制不一的列鼎7件,敦有4件。在列鼎中只有5件為形制統一的,其余2件是湊數的,5鼎4敦也正是“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大夫的墓葬表現。

(3)宗法等級關系是周王朝加強統治的重要內容,在埋葬制度方面是嚴格規定的。嘴子前4號墓在棺槨的使用數量上為重槨,亦合“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莊子·雜篇》)。中士的下葬形制和卿大夫的的用棺槨的數目相比,區別是很明顯的。

綜上闡述,本文認為:

1、??嘴子前春秋墓葬群為春秋時陳國貴族的一個家族墓地,其中4號墓主為“豆”,出土文物的等級符合“豆”的身份。

2、“豆”在陳國為士一級或至多為大夫,遠不及卿大夫位高權重。

3、“豆”在其死后的墓葬安排上并未有大的越禮行為,可謂尚遵周制。田乞死后如要越禮規格定要高于此。

最后,“圣”是否為“勝”。

據a觀點學者認為“圣”極有可能為“勝”。筆者認為不一定。依據一是當我們弄清了“下寢”并不是陳哀公少妾別稱的含義之后,就沒必要將“圣“與“勝”聯系起來。二是據明代學人馮夢龍所著《東周列國志》載:在陳國滅國時作為陳國的公室之人的“圣”是隨楚王去了楚國,雖說《東周列國志》在史料價值不比正史,但也為探究“圣”之下落提供了一個說法。

四、還原

綜觀筆者對嘴子前東周墓群歷史遺存銘文中的“旅”、“獻”、“下寢”釋義提出的新解,對甗、盂用途之分析及“豆”與“圣”的辯認,主旨是試圖為讀者構勒出一個簡單的歷史再現,以期還原一段人們想解讀的故事。

陳國——春秋時期地處今河南淮陽之地,是西周立國之初最早受封且爵位較高的諸侯國之一。東周之初,陳國飽受內亂外患,其中第一次大的內亂發生在公元前707年,陳國為爭奪王位發生了殺君內亂。桓公太子免被殺,佗立,是為厲公。第二次是陳宣公欲立寵妃所生款為國君,殺死了自己親生的太子御寇。厲公之子陳完與御寇關系很好,陳完害怕禍及于己,被迫出逃到齊國,改姓田。最嚴重的是陳哀公三十五年(公元前534年),陳國因太子廢立之事發生一場血腥的殺戮,最后的結果導致虎視眈眈的楚國入侵。《史記·陳杞世家第六》載:“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在這一事件中,身為陳哀公少妾所生的太子勝的去向則未再見史載。陳國雖后又復國,但最終還是為楚國所滅。

或許在陳國最后滅國(前479年)時,陳國的一個邑(樂)(西周時,陳國曾轄有十四個邑)的邑主“豆”為避戰火涂炭,帶領族人和國邑重器等家財,自西向東一路來到了齊地(史載陳滅國時,大批王公,貴族攜家出逃),幾經輾轉選中了嘴子前一帶為其立足之地,并在此地生活了下來(當時膠東半島同內地的交通線路經有關學者考證有三條,分為南、北、中線)。若干年后,當“豆”去世時,族人按諸侯王七鼎的越禮規格下葬了他,其中“圣”向他獻了宮庭用器——盂。當然“豆”生前所喜愛之物如編鐘、銅甗等也一同成為現今嘴子前4號墓的墓中之物了。

 

(作者:海陽市歷史學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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