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珺

出處:《甲午縱橫(第二輯)》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恥辱和血淚的歷史。外強入侵,國無寧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由獨立的自給自足的自…

關鍵詞: (暫缺)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恥辱和血淚的歷史。外強入侵,國無寧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由獨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封建國家,一步一步地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日甲午戰爭,大清帝國敗給了日本“蕞爾島國”,在日本的馬關春帆樓,上演了令中國人恥辱的一幕。

1894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繼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之后,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中國的第四次戰爭。在戰爭中,清政府采取消極避戰的作戰方針,極大地壓抑了廣大愛國官兵和人民群眾的抗戰熱忱。隨著清軍接連戰敗和日軍步步進逼,清政府為形勢所迫,轉請美國駐北京公使出面調停。日軍雖在軍事上節節勝利,但持續八個多月的戰爭,已出現財政空虛和軍需缺乏的困難。同時,日本在中國連連得手,也觸犯了西方列強在華利益,由于諸多因素,日本政府同意議和。

1895年1月,清政府派戶部寺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中國議和代表抵日本后,即處于日本弁兵的監控之下。中國使節書信往來,日人“先拆閱而后送”。以致發生不允許張蔭桓發密電,扣壓中國國內電報,侮辱中國使臣之事。所謂的“和談”就是在這種不對等的關系中開始的。其實對于中國沒有什么好談的,日本早就準備好了媾和條約方案。果然在雙方互換敕書時,伊藤博文抓住清廷敕書中的“裁決”二字,咬定中國代表無全權,指責中國無講和之誠意,卻聲稱日本代表則實有全權。其實清廷敕書中“轉奏裁決”與日本敕書中“朕親加檢閱,果真妥善,即便批準”的意思一樣,雙方代表所謂的“全權”,都不是絕對的。日本卻以清政府議和代表“全權不足”為由,破壞和談,其險惡用心一目了然。鑒于此,清廷不得不照日方要求“改國書”,“將定約、畫押、互換各節全權敘入”。可即使這樣也無法改變日本的既定方針。日本方面轉電北京:“雖允可再開商和議,總須中國派從前能辦大事有名之員,給予十足全權責任,方可再行開辦。現派之二大臣既未得商此事,即不準仍在日本候信。”就這樣,代表大清國議和的中國使臣,在日本受盡污辱詆訕后,又被其驅逐出境。張蔭桓、邵友濂離開日本前曾致書伊藤博文,提出“查中國敕諭,往外國議約,其格式向與此次相同,向未聞他國不接受也”;“議和大臣向來應得之權利,本大臣不能照享,實出意外”等的說辭。此番說辭流露出張邵二人對此行的憤懣、無奈之心態。

日本拒絕中國使節是精心策劃的結果,其目的有二:一是等待占領劉公島并最終消滅北洋艦隊,這樣可使日本在和談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二是迫使清政府改派奕?或李鴻章來日本和談,以期達到它的“三個條件”,即“朝鮮獨立、割讓土地和賠償軍費”。

1895年2月17日,北洋海軍全軍覆沒。3月初,清軍在遼東全面潰敗,京津危急。清政府為形勢所迫,竟不顧全國人民抗戰的呼聲,答應日本的“議和”條件。

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鴻章、參議江蘇存記道李經方、參贊二品頂戴記名海關道羅豐祿等官員及隨員、護衛、仆從共135人,前往日本馬關。

馬關,又名下關,因下關海峽而得名,是日本由東海岸西出日本海和黃海的重要水上通道。甲午戰爭期間,日艦通過這里駛向侵略朝鮮和中國的航程。日本選擇于此談判,即是為威懾中國使臣,使這次和談成為對中國最大限度地掠奪的和談,達到其卑鄙齷齪的目的。

3月20日,中日雙方在日本的馬關春帆樓舉行第一次談判。此時的春帆樓裝修一新,從正廳到二樓的樓梯鋪上了華麗的地毯。足見日本對此次談判的得意亢奮。中方談判代表為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參議官李經方、參贊官羅豐祿、伍廷芳、馬建忠及日文翻譯盧永銘和羅庚齡。日方談判代表為日本首相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已代治、外務書記官井上勝之助、外務大臣秘書官中田敬義及中文翻譯陸奧廣吉、楢原陳政。雙方互換全權文憑后,李鴻章宣讀了擬請停戰的備忘錄,提出“于開議和約之始,擬請兩國水陸各軍即行一律停戰,以為彼此議商和約條款地步”。日方敷衍以“此事明日作復”。作為戰勝者,伊藤博文處處顯示著自己的優勢地位。他訕笑中國前使未完成使命,乃是敕書不完備,無誠心求好之結果。伊藤譏諷使臣,表現極為無禮。在春帆樓的會議桌上,一直表現得頤指氣使,飛揚跋扈。

3月21日,中日雙方之第二次談判于春帆樓如期進行。此次談判日方以酷苛條件,使中國方面打消了停戰的念頭。日本的條件是:第一,日本軍隊應占守大沽、天津、山海關,且將該處之城池堡壘、清國軍隊、武器軍需交與日本;第二,天津山海關間之鐵路當由日本國軍務官管理;第三,停戰期限內日本國軍隊之軍需軍費,應由清國支補。如答應以上各款,則停戰日期、停戰期限及日清兩國軍兵駐守劃界并其余細目,應即行議商。李鴻章聽完日方復文連呼:“過苛,過苛!”他再三向伊藤博文懇商,伊藤只是傲慢地鄙視著中方,并限定于三日內作出答復。清廷接電日方的停戰要款,均覺“要挾過甚”,隨派員往各國使館商酌,各公使皆以先索議和條款為要。于是電復李鴻章:“前三條萬難允許,必不得已,或姑允停戰期內認給軍費。若彼仍執前說,則以難允各條暫置勿論,而先得議款為要。”并讓李鴻章講明朝廷誠心議和之意,婉與磋磨。

3月24日,李鴻章于第三次談判,告知日方“所復停戰節略內要款情形,萬難照辦”。李鴻章唯恐和議中梗,又委曲求全說:“本大臣盡心議和之始愿,從未稍減,以期兩國和局之早底于成也。”先前所提的停戰之議,還沒達成共識,李鴻章又要求日方出示和款。這就達到了日方不停戰而和談的目的。按照國際慣例,開始議和談判就要休戰。但日本為使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要求,一方面在談判桌上肆意勒索;另一方面派兵攻占澎湖,以逼迫中國在談判桌上同意割讓臺灣。孰料就在此次談判結束后,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迫使日本不得不答應停戰。

李鴻章結束談判后乘轎返回其下榻的引接寺,途中被一暴徒刺傷,子彈擊中左頰,血流不止。其實發生這樣的事決非偶然,完全是受日本國內主戰派叫囂的擴張主義的影響。李鴻章遇刺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很是不安,一怕李鴻章借此回國,中斷談判;二怕列強乘機干涉。日本政府幾經權衡,于30日,兩國使臣簽訂了《中日停戰協定》。停戰條款的簽訂,表面上是日本政府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巧妙算計的結果,只對日本一方有利。該協定只規定在奉天、直隸、山東等處停戰,而將臺灣、澎湖排除在外;停戰期限為三周,以強迫中國在限期內滿足日本的要求等。可李鴻章認為能夠實行停戰,已經是很大的成功,對條款的內容也就不再進一步爭論了。也許他在暗自慶幸自己的“因禍得福”。他沒有想到締結停戰協定,只是日本設下的一個陷井。

由于李鴻章受傷,故沒能出席4月1日的第四輪談判。由李經方代替與日本商談關于議定和約的程序方法。日方提出逐條進行議商的辦法,李經方力主在全部條款閱畢后再逐條進行議商。日方雖答應,但提出和約底稿出示后,中方須在三日或四日內作出答復。日本深知勒索太多,而列強在中國各有利益,各有圖謀,條款內容一旦泄露,便會遭到列強干預或反對,所以極力使媾和條款保密。

李鴻章雖早就知曉日本所欲甚奢,但還未料到其貪婪到如此程度。所提和約,獲取的利益遠遠超過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特殊權益。清廷接報日本和約內容,急電密告英、俄、法三國公使,希望借助列強阻止日本。清廷內部就讓地一節,發生爭執,意見相持不下。有人力主臺灣不可棄,有人主張棄臺保奉天南部。最終棄臺派占了上風。清廷在左右為難中,電旨李鴻章:“極盡駁論而不能得,不得退避不言。”然對割地無肯定指示。清廷在割地問題上仍然抱有幻想,后又指示李鴻章:“讓地賠費不嫌反復辯駁。”清廷哪里知道,中方來往密電,早已被日本掌控。日本方面擔心拖延談判夜長夢多,不如盡早下手。他們考慮到李鴻章的威望和影響,提議清廷予李經方以全權。清廷正急于談和,覺著當無不可,遂“添派李經方為全權大臣”。日本正為下一輪談判精心準備著,決定“在事實面前使他們就范”。

4月10日,中日全權大臣在春帆樓舉行第五次談判。日本政府考慮到西方國家的在華利益,為緩和矛盾,對和約底稿稍作改動。伊藤博文拿出準備好的改定條款節略,對李鴻章說:“今日之事,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雖就賠款和讓地兩項進行辯解,但被日方斷然拒絕。伊藤揚言:“若再商改約款,故意遲延,即照停戰款內和議決裂此約中止辦法。”日方以戰爭再起施行外交訛詐。李鴻章見伊藤毫不松口,便要求改日答復。

李鴻章面對伊藤的恫嚇,急電北京請旨定奪。而清廷的電旨盡是些讓李鴻章“相機因應”之詞,沒有強制性的命令和實質性內容。不得已,李鴻章又求日方對讓地賠款兩項酌為減輕。日方獲悉了中方往來密電,聲稱:“恐不待停戰期滿,已先開戰。”李鴻章感覺到日方愈逼愈緊,無可再商。又聞聽日本已派遣運兵船二十余艘,由馬關開赴大連灣。他不敢怠慢,再次致電總理衙門:“事關重大,若照允,則京師可保;否則,不堪設想。”君臣皆惟恐京城不保,連復兩份相同內容的電報,諭李鴻章即可定約,又囑咐“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4月15日,第六次談判還在春帆樓進行。相同的地點,相同的人員,不一樣的只是中日使臣的心境罷了。日方胸有成竹,中方垂頭喪氣。李鴻章不惜費盡唇舌懇求日方作出讓步。日方知清廷許李鴻章以權宜簽字的權限,決定強硬到底。這次會談整整進行了五個小時,不管李鴻章怎樣周旋,日方始終不肯作絲毫讓步。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屈從于日本,而日本達到了其預期的目的。

4月17日,中日使臣在春帆樓舉行條約簽字儀式。歷時29天的“和談”,清廷最終還是以割地賠款滿足了日本的欲望。在日方的淫威逼迫下,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中日馬關條約》包括《講和條約》十一款、《議訂專條》三款及《另約》三款。該條約割地之多,賠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僅賠款一項就相當于清政府3年多財政收入的總和。它嚴重破壞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使中國進一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從此,清政府債臺高筑,國家愈來愈衰弱,人民愈來愈貧困。而日本正是得益于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其經濟和軍事迅猛發展。最終走上了軍國主義的法西斯道路。

“萬頃云濤玄海灘,天風浩蕩白鷗閑。舟人哪識傷心地,為指前程是馬關。”這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的第七年,清末教育家吳汝綸考察日本時,在馬關觸景生情所作的一首詩。他悲憤地題書:“此為傷心之地。”

今年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111周年,回顧百年前這段恥辱史,為的是總結和汲取歷史教訓,更好的面對未來。今天的中國早已結束了任人欺凌宰割的屈辱歷史,中華民族正邁著雄健的步伐跨向新世紀。然而,馬關春帆樓那恥辱的一幕卻永遠銘刻在后人心中。

(作者: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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