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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甲午縱橫(第二輯)》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最近喜得朋友惠贈的兩本新書,都是研究甲午戰爭的。一本是戚其章先生的《走近甲午》,是戚先生在對自己近50年來甲午戰爭研究總結性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地闡述了…

關鍵詞: (暫缺)

最近喜得朋友惠贈的兩本新書,都是研究甲午戰爭的。一本是戚其章先生的《走近甲午》,是戚先生在對自己近50年來甲午戰爭研究總結性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地闡述了甲午戰爭研究中的一些學術前沿問題,老樹新花,鮮艷奪目,啟迪多多而深刻。一本是劉玉明、戚俊杰二位合著的《辯證看“甲午”》(以下簡稱《辯證》),是一部全面系統探討晚清海軍和甲午戰爭辯證發展規律的新作,運用史料翔實,論述全面辯證,重點突出,觀點鮮明,不乏新穎閃光之處。讀后有點心得,粗略陳述于下。

一、知人論書看書論人

俗云:“知人論世。”今稍改動套用之。又云:“書如其人”,看到《辯證》一書就像見到了兩位作者;細讀此書,又有種與作者促膝談心的感覺。與劉玉明,我們是同行、同業、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他的一貫學術思想我是一清二楚的——主張方法辯證,看問題“一分為二”。盡管在“文革”中因此而被批斗,但矢志不移,今天又拿出來了。與戚俊杰先生,雖無與劉玉明先生那樣的交往歷史,但也有心心相印、一見如故的感覺。特別是經過20多年的交往,也成了知心朋友、知音同志了。因此看到他們合著的新書,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劉玉明先生早已退休,該是頤養天年的時候了,但他仍然筆耕不輟,勤奮有加。近些年被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聘為客座研究員后,與戚俊杰先生通力合作,在甲午戰爭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驚喜的佳績。一是編輯《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戚俊杰主編,劉玉明執行編輯,2001年創刊,季刊),已出20期;二是共同主編出版了《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學術叢書》(其中《北洋海軍研究》已出三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2001、2006年)、《勿忘甲午》叢書(9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三是合著《甲午風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在完成了《勿忘甲午》叢書的編輯工作之后,二人在短短一年內就合著出版了《辯證》一書,可謂快手、高產、碩果累累了。其勤奮拼搏精神,怎不令人起敬。

除了以上二人合作的學術成就以外,戚俊杰先生的人品業績就更令人贊嘆不已、肅然起敬了。在出版《辯證》一書前,他是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的館長。該館從1985年草創,至今20多年,建設發展成為中外聞名、設備功能齊全、宏偉壯麗的現代化博物館,與戚俊杰率領他的員工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汗水、智慧和心血是分不開的。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座落在威海市劉公島上,原是晚清北洋海軍提督署(司令部),1985年3月由海軍管轄移交地方,威海市在此成立了“威海市北洋海軍提督署文物管理所”,戚俊杰任所長,1992年更名為博物館,戚俊杰任館長,直至2004年11月。20年里,戚俊杰與其伙伴(開始只有4人)白手起家,艱苦奮斗,在一座歷盡百年風雨滄桑、千瘡百孔、破敗不堪的老朽署衙舊建筑的基礎上動手,清掃廳堂,修補、粉刷(島上沒有電,所里沒有水,廳堂里空無一物,連床都是借的),邁出了艱苦創業的第一步。之后是文物資料的征集典藏(包括濟遠艦的打撈修整)、文物保護、建筑的修繕、陳列展示、宣傳教育、組織開展學術活動和學術研究、隊伍建設和人才培養等等,工作是緊張繁忙而艱辛的,而戚俊杰館長是完成得那樣出色。有耕耘必有收獲,該館先后榮獲“市文明單位”、“全國文化工作先進集體”、全國十大“優秀社會教育基地”之一(第二名)、“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國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先進單位”……戚俊杰本人也先后被評為“全國文物保衛先進個人”、“山東省文物工作先進個人”、“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先進工作者”等等。總之,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及其前身“文管所”,20多年來,建設發展迅速,業績驕人,得到全國上下和中外參觀者的一致好評。這里面不僅飽含著戚館長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也體現著他的智慧、能力和實干的敬業精神。

最近看了戚俊杰先生撰寫的《保護甲午故地弘揚愛國精神——回眸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創建20周年》(《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2005年第2、3期,以下簡稱《回眸》)一文,更加深了對其人的崇敬之情。作為創業館長,工作是那樣繁重,但還擠出時間進行學術研究。他在《回眸》一文中說:“學術研究,是博物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博物館向更高層次發展的加油站,也是博物館準確解讀館藏文物、陳列展覽、宣傳教育等業務的著力點。”因此,一直十分重視組織學術交流活動和學術研究工作。1989年至2004年,共組織國內、國際學術討論會9次。為推動和加強館內學術研究,與省內有關科研單位合作,如將山東社會科學院成立的“甲午戰爭研究中心”和山東省歷史學會下屬的“甲午戰爭專業委員會”掛靠在博物館,聘請山東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戚其章等為學術顧問。在學術研究方面,戚俊杰率先垂范,不論館務工作多忙、多累,總要擠出時間編撰著述。除了以上所述與劉玉明先生合作的編著外,個人主編或與他人合作編著的書籍也有數部。如主編之《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圖冊,1995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姜書璞治硯藝術》(2002年,文化藝術出版社),與董進一合著之《北洋海軍與劉公島》(2001年,海洋出版社),與蘇愛榮合作主編之《中日甲午戰爭研究論著索引》(1994年,齊魯書社),與王言昌合作主編之《威海剪紙》(1999年,青島出版社)。此外博物館出資組織出版了日本學者中塚明著、于時化譯的《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日清戰爭是怎樣發生的》(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光盤一套二張(山東文化音像出版社),參與拍攝了電視紀錄片《勿忘甲午》、《甲午悲歌》、《長鳴的歷史巨鐘》等。可見其不僅是博物館業務精熟、干練,而且學術功底也是厚有所積,學術研究也是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了。與劉玉明合著《辯證看“甲午”》一書,也可謂是新的成功力作。

二、全面辯證論證公允

事物都是矛盾的存在、辯證地發展的。認識事物、解決問題,必須遵循這一普遍的法則,也必須分析事物內部矛盾諸方面和外部各事物之間諸方面的聯系,如正面與反面、肯定和不定、質量和數量、形式和內容、現象和本質、原因和結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現實以及成功和失敗等。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解決問題,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或“見木不見林”的片面性和主觀盲斷性之弊端。《辯證》一書正是體現了這一點。

《辯證》全書五章,自始至終貫穿“辯證”這條主線和正反兩面審視問題的視角。這就是全面,就是辯證。當然,“全面”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事物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如第一章寫北洋海軍,就是從北洋海軍的創建、發展、壯大,參加甲午海戰,到戰敗、覆沒的全過程進行了全面鋪敘,然后在擺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正面和反面的審視和分析的。正面評價:它是時代的、中國社會矛盾和國際形勢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產物。肯定了它創建發展和存在價值;反面地指出了它的不足,在實踐中失敗也是必然的。從而揭示了北洋海軍內部矛盾諸方面和外部矛盾諸方面的聯系即辯證發展變化的規律。

第二章寫甲午戰爭發生發展和結局的全過程,在運用翔實的史料、充分擺出事實的基礎上,通過現象看本質,從而有說服力地分析評價了戰爭的因果、成敗、勝負、偶然、必然和正義、非正義等問題。如對戰爭發生的原因,不僅從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形成,揭示了其侵略性的本質,而且從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方面探析了日本統治集團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的劣根性和向外擴張的野心,從而指出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必然性。這是由日本的民族文化心態所決定,是其經濟、政治、軍國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其發動侵華戰爭是有計劃、蓄謀已久的、非正義的,決非是日本學界某些人所說的是“偶然的”,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日本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正義”性等等。

對于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和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責罪行,以及為轉嫁罪責、掩蓋罪行、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賊喊捉賊”的一貫伎倆和謊言謬說,如云戰爭是中國“先開炮”引起的,“日本文明”,“中國人野蠻”等等,《辯證》在敘述戰爭過程中都用無可辯駁的史實進行了有理有力的揭露和批駁。

再是對于戰爭的結局和有關重要人物,《辯證》都作了全面的辯析。從而在中國戰敗的結局中既論述了戰敗的原因,也看到了勝利的因素——在戰爭中中國軍民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反抗精神、頑韌不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氣節。看到了矛盾轉化的必然性,黑暗過去即是光明,跟著而來的必定是中華民族的振興。

對李鴻章、丁汝昌等關鍵人物,學界評價過去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全盤否定,或抓住一面全盤肯定。特別是對李鴻章,總是罵多贊少、失之偏頗。《辯證》則用歷史主義和辯證的方法,既指出了其歷史局限和在客觀實際形勢所迫下造成的他的污點,也用事實肯定了他在北洋海軍創建、近代化建設中所起的無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和在戰爭、與日本談判中所表現出來的抗爭精神,從而較真實地還了李鴻章一個歷史的真面目。對丁汝昌也是如此,全盤否定者不乏其人,批評多而贊頌少者更是屢見不鮮。《辯證》則用事實肯定了他在創辦北洋海軍中“席不暇暖”、兢兢業業的認真態度和所做出的杰出貢獻以及在戰爭中(包括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表現出來的愛國熱忱和忠于職守,重傷不下火線,堅持督戰、寧死不屈的犧牲精神。海戰失敗了,艦隊覆沒了,基地失陷了,丁汝昌自殺以身殉國了,罪責不在丁汝昌,而是敵我實力的差距、制度體制的缺陷和清政府腐敗等原因造成的。丁汝昌生不逢時,才造成了他的悲劇結局。因此,《辯證》肯定地指出:丁汝昌不是庸夫,而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高尚的人;不是懦夫,而是有勇氣、有骨氣、有氣節的人;他忍辱負重,恪盡職守;勤奮實干,任勞任怨,是以國事為重的人。這個評價,旗幟鮮明,公正公允。

三、重點突出旗幟鮮明

作者寫《辯證》一書的主旨在于通過揭示歷史真相和辯證發展規律,弘揚愛國主義,振奮和培育民族精神,鑒古知今,繼往開來,凝聚全國民心,同心同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而奮斗。誠如作者在本書《引言》中所說:“本書的整體思路是,以史料為基礎,以辯證的法則為準繩,對以下主要問題進行分析和評估。”所列五個主要問題是:北洋海軍、李鴻章、甲午戰爭、“甲午”敗績的另面、劫難之后必有振興。前三個問題用了兩章(前文已述),后兩個問題用了三章,可以明顯看出,后兩個問題才是重點。“甲午”敗績的另面是什么?一是日本侵略軍的野蠻暴行、日本軍國主義者強橫無恥的嘴臉(見第四章)。二是在戰爭和戰斗中,中國官兵英勇抵抗涌現出來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表現出來的英勇精神、犧牲精神、愛國精神和民族志氣。三是各地人民自發的反侵略斗爭,特別臺灣人民的反割臺斗爭(第三章用了一個整章來評述)。這些反抗斗爭表明了中國人民有勇氣、有志氣和最終戰勝侵略者的決心和信心。四是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振興。《辯證》第五章《百年之后的沉思》集中地、旗幟鮮明地論述了這個問題。首先,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外交、軍事、戰略戰術以及國際形勢諸方面,分析了中國戰敗的原因:一句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正義在中國方面。但是“邪不壓正”則是永恒的真理,正義之師失敗是暫時的,久而久之,是會勝利的。接著《辯證》又從民族精神方面重筆濃墨地論述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悠久的、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肯定地、信心百倍地指出“中華民族精神縱貫上下五千年,它的價值是永恒的”(第368頁),也就是不可戰勝的。“多難興邦”,中華民族“劫難之后,必有振興”(第7頁)。百多年的歷史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鐵的規律。

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了,敗得那么慘。但也正是慘敗的深劇創痛刺醒中華民族,從而掀起了全民族性的愛國救亡運動。農民階級與廣大勞動群眾醒來了,自發地拿起武器與侵略者展開了斗爭。資產階級覺醒了,改良派搞起了變法運動,革命派成立了革命組織,發動武裝起義。至1911年,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二千余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但是,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由于階級的歷史的局限,都失敗了,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于是革命的重擔落在了中國無產階級身上。先進的中國無產階級找到了革命勝利的真理——馬克思主義,成立了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率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趕走了帝國主義,成立了新中國。之后又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今天這樣的舉世矚目的成就。目前我們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的現代化道路上繼續闊步前進,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已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些,就是甲午戰爭失敗的另一面。也是《辯證》一書要申述的重點,旗幟鮮明,一反過去對甲午戰爭失敗負面影響的過多強調造成的陰暗沉悶氣氛,給人以明快、鼓氣、增強信心和振奮斗志的感受。

謝謝兩位作者貢獻的精神食糧和給予的鼓舞。 (作者:山東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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