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曉春

出處:《甲午縱橫(第二輯)》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蓬萊市登州港(蓬萊水城)位于山東半島北端,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東端著名港口。1984年、2005年在登州港兩次清淤工程中,先后發掘…

關鍵詞: (暫缺)

蓬萊市登州港(蓬萊水城)位于山東半島北端,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東端著名港口。1984年、2005年在登州港兩次清淤工程中,先后發掘出土4艘古代沉船,在世界古港中較為罕見。登州古港的古船發掘成果,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端——蓬萊,在東亞交流中起到的作用,正在引起越來越多人們的重視,成為中外關系史研究領域的熱點。2005年7月,在蓬萊水城清淤工程中,發現3艘古代沉船,其中兩艘為高麗古船。出土高麗古船是中國第一次發現外國古船,引起中韓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在國際學術界也產生了影響。蓬萊高麗古船在造船技術上,除使用高麗傳統造船技術外,還采用了中國造船技術,為韓國發現的6艘高麗古船所未有,說明中韓古代造船技術的交流源遠流長,本文試作探析。

一、蓬萊高麗古船的發現

蓬萊高麗古船分別于1984年和2005年兩次被發現,其發現經過也頗為獨特。1984年,蓬萊市登州港(蓬萊水城)港口開展清淤工程,在港灣西南隅2.1米深淤泥中,發現了3艘古代沉船,因臨近工程末期,受時間和人員限制,文物工作者只清理了一艘古船,即1990年建立的登州古船博物館進行展示的元朝戰船,另外兩艘古船仍回埋于港內。當時,高麗古船尾部被施工人員發掘出土,在護坡砌筑施工時,施工人員將高麗古船尾部整齊截斷,堆放于高麗古船上。

2005年3月開始,登州港(蓬萊水城)進行港口清淤工程。7月24日,在蓬萊元朝戰船西部,發現一艘長22.5米的明朝戰船。7月26日,在明朝戰船北部1米多處發現了幾近并排的蓬萊高麗古船。該船東西走向,頭西尾東,左傾斜沉于黑色淤泥中。船為小方首、方尾,首尾皆起翹,殘長17.2米(加上1984年截斷的尾部,長度為19米),殘寬6.2米,艙殘深1.28米。左側船外板保存較完整,為8列,右側船外板保存不全,為3列。后在蓬萊高麗古船北部數10米處,又發現另一艘高麗古船的底板,分別是龍骨、龍骨翼板、零星外板,其他船材都已不存。

二、蓬萊高麗古船的結構

目前,韓國發現的高麗時期古船有6艘,分別為莞島高麗沉船、木浦達里島高麗沉船、務安道里浦高麗沉船、群山飛雁島高麗沉船、群山十二東波島高麗沉船、新發現的新安安佐高麗沉船,加上中國蓬萊發現的2艘高麗古船,迄今高麗古船的發現數量已達8艘。蓬萊高麗古船的船體呈V形,與公元1122年中國宋朝使節徐兢出使高麗乘坐的使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①的V形船體相同。而韓國發現的6艘高麗古船均是箱形船體,實驗證明箱形肥滿的船體阻力最大,V形船體的阻力最小。韓國發現14世紀的新安沉船,是由中國福建建造的V形船體,與傳統高麗古船相比,具有先進性。在蓬萊發現的高麗古船采用V形船體,說明蓬萊高麗古船的建造,曾汲取了中國先進造船技術,采用了V形船體結構。歐洲造船界是在18世紀70年代,瑞典造船師F·H·A·查普曼發表關于V形船體研究成果后,西方造船界才普遍采用V形船體結構。

蓬萊高麗古船龍骨結構特殊,龍骨長16.8米,分為首龍骨、龍骨2段,接頭呈“凸凹榫”連接,在龍骨尾部兩側被龍骨翼板呈拐尺狀左右裹護,龍骨翼板長于龍骨,將龍骨圍護并后延,形成蓬萊高麗古船特殊龍骨尾部結構。蓬萊高麗古船的龍骨結合處,上加寬大補強材,補強材長8.2米,寬0.31米,厚0.15米,補強材用鐵釘與首龍骨、龍骨釘牢,以增強龍骨的強度。蓬萊高麗古船使用這種特殊龍骨與寬大的補強材,為韓國發現高麗古船所未有。

蓬萊高麗古船沒有安設駕龍木,而高麗古船普遍采用駕龍木。駕龍木通常是加強船舶橫向強度。蓬萊高麗古船安設與韓國新安沉船相同的水密隔艙壁,隔艙前后設有曲形圓木肋骨,用以加強橫向強度,這是以前韓國發現高麗古船未使用的,顯然蓬萊高麗古船采用中國古船水密艙壁和肋骨技術。

蓬萊高麗古船外板縱向接頭為直角同口,橫向列板間采用企口榫接。船板的連接除使用木栓(長槊)、木釘(皮槊)外,還普遍采用鐵釘連接,鐵釘距離為23~25厘米。有意思的是鐵釘是從船殼外向里釘進,在艙內幾乎看不到鐵釘痕跡。與中國古船船釘在艙內釘進,船殼外幾乎看不到鐵釘痕跡,以使鐵釘不受海水腐蝕的加工工藝有明顯區別。

蓬萊高麗古船的木栓(長槊)、木釘(皮槊)技術獨到,底板、外板主要采用木栓、木釘連接,底板由龍骨和左、右龍骨翼板3塊船材構成,由16個木栓(韓國古船稱為長槊)水平貫通連接。外板采用2種長木釘(韓國古船稱為皮槊)、1種短木釘分別連接。在左、右龍骨翼板與左、右一板(蓬萊傳統造船習俗將龍骨翼板外第一列外板稱為一板,韓國古船稱為初杉)連接上很奇妙,是采用一種貫通一板的長木釘,插進龍骨翼板,并在龍骨翼板鑿洞,用短木釘將長木釘與龍骨翼板固定起來。另一種長木釘呈“J”形,使用普遍,主要連接船外板,這種長木釘與中國古船鐵鏟釘形狀、作用相似。但引人注意的是,該長木釘在船殼外一頭寬,艙內一頭窄,艙內一頭多在長木釘旁加楔子,顯然長木釘是由船殼外釘進艙內,具有高麗造船工藝特色。據韓國學者李元植著《韓國的船》介紹,韓國古船從獨木舟、木筏時期,就開始采用木栓(長槊)固定船底板,木栓固定技術歷史悠久,具有民族特色。

三、蓬萊高麗古船的沉沒原因分析

蓬萊高麗古船沉沒于登州港內側西南隅,這里地處偏僻,風平浪靜,高麗古船的沉沒顯然不是風浪所致。據蓬萊文物工作人員仔細觀察,蓬萊高麗古船的船材受船蛆蛀蝕嚴重,以3R2板為例,截面有平均6.7mm×6.0mm大小的船蛆孔洞0.6個/cm2,將船材的截面破壞呈蜂窩狀。海蛆是海洋中危害船材最嚴重的海洋鉆孔生物,主要分布在近海區,一旦鉆入船材,終生不再外出。蓬萊高麗古船的船材,在船底部蛀蝕最重,向上逐步減輕,是中國發現古代沉船中受船蛆蛀蝕最嚴重的古船。文物工作人員在第三艙和第五艙內均發現大面積使用薄木板修復遺跡,顯然外板受海蛆蛀蝕,艙內已開始進水。雖經艙內的臨時修復,但已不能長期航行返回高麗,因此最后只能遺棄在登州港內。

四、蓬萊高麗古船的遺物及年代分析

因為蓬萊高麗古船是棄船,在船上發現的遺物較少,主要有中國北方窯黑釉碗、青釉碗、白色料珠、松籽等以及高麗鑲嵌青瓷碗、陶繭形壺、陶甕等高麗文物。發現的白色料珠晶瑩圓潤,屬當時的高檔工藝品,非普通人所能使用。松籽產于中國的東北、朝鮮半島等地,可見蓬萊高麗古船主要航行于中國北方和朝鮮半島地區。

在蓬萊高麗古船上發現鑲嵌青瓷碗、陶繭形壺、陶甕等高麗舶來文物。鑲嵌青瓷碗共兩件,一件為水波聯珠紋碗,施滿釉,釉面布冰裂紋,足底粘白色窯砂;另一件為菊花蓮瓣紋碗,青釉閃黃有冰裂紋,足底旋削。兩件青瓷碗為不同的高麗瓷窯生產,均在青釉上鑲嵌白色紋飾,具有明顯的高麗風格。從蓬萊高麗古船上發現高麗鑲嵌青瓷,是中國首次經科學發掘證實了高麗青瓷的海路傳播渠道。這一發現為高麗作為東亞的瓷器出口國與中國在古代陶瓷領域的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依據。

蓬萊高麗古船發掘的文化層位清晰,屬于元末明初。在古船上發現中國瓷器產地,主要是北方窯黑釉碗、青釉碗,時代為金、元,部分呈明初特征,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將蓬萊高麗古船的年代定為元朝末期至明朝初期。從蓬萊高麗古船發現高麗鑲嵌青瓷來看,菊花蓮瓣紋碗和水波聯珠紋碗,均呈現14世紀后期高麗鑲嵌青瓷特征,而菊花蓮瓣紋碗在釜山大學博物館和首爾私人收藏家均收藏有相同類型的藏品。經韓國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金圣范館長、金柄堇博士對兩件高麗鑲嵌青釉瓷的鑒定,認為兩件瓷器的年代是公元1350~1380年之間。對古船文物年代的判斷,中韓專家不謀而合,觀點相同。綜上所述,蓬萊發現的高麗古船屬于高麗后期14世紀建造的海船,在造船技術上吸收中國古代先進造船技術,主要航行于中國與朝鮮半島航線。

五、蓬萊高麗古船的船材分析

蓬萊高麗古船的船材經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研究所檢測,其龍骨、龍骨翼板、外板、桅座、艙壁、肋骨等均使用油松(Pinussp.),可見蓬萊高麗古船主要船材均使用了一種木材。而船材的連接部位長槊(木栓)為麻櫟(QuercusacutissimaCarr.);皮槊(木釘)為板栗(CastaneamollissimaBL.)。油松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北、華北、朝鮮半島等廣大地區,油松為硬木松,屬松木中優良木材,在中國多被選作古代建筑用材。麻櫟分布在海拔200~2500米平原丘陵地區,具有耐腐蝕、沖擊韌性高、強度為木材中至高等特點。板栗的耐腐蝕性為中等,其強度和沖擊韌性為中等。據韓國學者金在瑾《我國船的歷史》記載,朝鮮半島的造船技術傳統,船材多用松木,連接船材的木栓(長槊)、木釘(皮槊),選用麻櫟等木材制作。在中國的古船當中,未發現使用麻櫟、板栗構件。蓬萊高麗古船的龍骨、龍骨翼板、外板用材寬大,蓬萊高麗古船(3號古船)龍骨、龍骨翼板寬62厘米,蓬萊高麗古船(4號古船)龍骨、龍骨翼板寬70厘米,按木材出材率推測,如此寬大的船材原樹直徑在1米左右,在中國發現的古船中未見這種寬大的船材。

中國的木作技術源遠流長,在7000年前河姆渡遺址干欄式建筑中,已采用榫卯結構。應用到古代造船上,根據船體不同部位選用不同木材,在一艘古船上,會使用多種船材。如福建省泉州發現的宋代遠洋貿易船,船材使用樟木、杉木、馬尾松,龍骨艏柱采用樟木,龍骨為馬尾松,船殼板除靠近龍骨處一板、二板用樟木,其他全為杉木。其他重要部位如艙壁底板、桅座、舵承座選用堅硬的樟木,增大船體強度。再如山東省蓬萊發現的元朝戰船,船材使用樟木、楠木、杉木、馬尾松、錐屬木,龍骨艏柱為樟木,龍骨為馬尾松,桅座、舵承座為楠木,船外板為杉木,艙壁為錐屬木,重要部位的艏柱、桅座、舵承座均選用木質堅硬的楠木、樟木。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造船至少在宋元時期,形成根據船舶的不同受力部位,選用不同強度船材的技術傳統。

此外,中國古代建造海船,選擇船材有南、北地域之分。據宋朝呂頤浩《忠穆集》記載,建造海船的木材要選用南方出產,因南方木性與水相宜,北方木材與水不相宜。海水堿苦能害木性,故南方木材的耐久性好于北方木材。由此可以判斷,蓬萊高麗古船不可能在中國建造,應是使用朝鮮半島出產的油松,在高麗建造的古代海船。

六、蓬萊高麗古船的海洋生物分析

在蓬萊高麗古船發現角貝(Laevidentaliumeburneum)、船蛆(Teredonavalis)、大連灣牡蠣(Crassostreatalienwhanensis)、密鱗牡蠣(Ostreadenselamellosa)、近江牡蠣(Crassostreariyularis)等海洋生物,而角貝尤引人注目。角貝也稱“八角貝”、“象牙貝”,角貝科,介殼細長,稍彎曲,長約4-5厘米,上部為純白色,下部為肉色,上、下端均開口,口緣生多數絲狀的頭絲,其尖端稍擴大,有纖毛,為感覺及攝食之用,棲息于暖海的沙中,以硅藻及有孔蟲為食。角貝這種貝類,主要分布于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迄今在山東半島北部蓬萊一帶,未發現角貝的活體標本,是否可以推斷,蓬萊高麗古船的角貝標本是從朝鮮半島乘船渡海而來。

七、蓬萊高麗古船在登州港發現的原因分析

登州港是中國古代北方著名港口,公元707年,唐朝在蓬萊設置登州,管理山東半島的東部地區,登州港成為唐朝與朝鮮半島、日本友好往來的重要口岸。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國際航線的開通,形成中國古代與東亞交流的著名北路航線,在與朝鮮、日本友好往來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登州港由于國際航線的開通及國內南北物資轉運的樞紐地位,登州發展成北方最大港市②。自“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國際航線開通后,唐朝在登州設“新羅館”③,宋朝在登州設“高麗館”④,專門接待新羅、高麗的使節。朝鮮半島的新羅、高麗、朝鮮各時期使節,1000多年來往來于登州港。

在登州港登陸的高麗使節都是乘船渡海而來,來往頻繁,使節船長期使用或受損后,不能駛回高麗,可能會選擇遺棄在登州港。登州港發現的高麗古船,會不會是高麗使船呢?還是高麗貿易船?有待于中外專家的探討和研究。

八、蓬萊發現高麗古船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迄今各地發現中國古代船舶50余艘。蓬萊出土高麗古船是中國境內第一次發現外國古船,填補了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是珍貴的海外交通史文物,也是中國古代航海史、造船史上的重大發現,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科研價值。

2005年,韓國成為境外來華旅游的第一客源國,到山東省旅游的韓國游客達70萬人。蓬萊是山東省著名的旅游城市,為展示高麗古船等海洋文物,蓬萊已籌建新型古船博物館,將吸引韓國等國內外游客的旅游興趣,蓬萊會成為韓國游客選擇的旅游熱點。蓬萊高麗古船的發現為蓬萊高麗古船參觀游在國內外的升溫,為中韓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貢獻。

①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三、三十四,故宮博物院影印,(1931)。

②彭德清、楊熺主編《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頁-176頁。

③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頁。

④《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

(作者:山東省蓬萊市蓬萊閣管理處副研究員、中國船史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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