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玉明邱戰國

出處:《甲午縱橫(第二輯)》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促使社會和諧發展的主要因素,不僅包含一般人與人之間、當權者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和諧相處,而且也包含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如果人類不關愛大自然…

關鍵詞: (暫缺)

促使社會和諧發展的主要因素,不僅包含一般人與人之間、當權者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和諧相處,而且也包含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如果人類不關愛大自然,任意違背自然規律,就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懲罰,那還有什么和諧可言。人類應怎樣同大自然和諧相處?或者應如何善待大自然,并使之為人類造福?我國古代儒家學派對此有著十分精到的理論建樹。在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儒家的生態觀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儒家的“天人合一”觀

“天人合一”是一個并不玄妙的哲學概念。《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將其釋謂:“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并進一步闡釋道:“中國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對天與人相互敵對的觀點,而講求天與人的統一。”此解是符合科學歷史主義法則的。但也有的辭書還未完全擺脫極左路線的窠臼,而將“天人合一”定性為“中國古代哲學關于天人關系的一種唯心主義神秘理論”,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我國古代自西周開始,屬于唯心主義的“天道觀”已呈動搖趨勢。在一些思想家看來,“天”,實際上就是大自然的代稱。人與大自然的關系,如同魚和水的關系,魚離不開水,人類也離不開大自然。《易傳·序卦》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從世界萬物,人類的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上下等級和與此相應的禮義之設,歸根結蒂,概由天地——大自然而生。《莊子·齊物論》說的也很明了:“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然如此,人類就理應同天地、萬物和諧相處,同步發展。

如何才能達到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呢?主要是:順乎天地自然,加強修養,使人人都能成為講文明、講道德,不僅能善待他人,而且又能善待自然的顧全大局的“大人”、“君子”,以回報天地自然。《易·乾卦·文言》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其中“鬼神”何所指,姑且不論,但至少表明:在二千多年前,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大自然的運行是有一定規律與法則的,任何力量、任何人都不能違背它。人們必須通過嚴格的道德修養,成為道德高尚的“大人”,其行為才能與天地自然處處相合。孟子也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即人與天相通,人的善性是天賦予的,因而認識了自己的善性也就認識了天。人們只有通過盡心、養性等途徑,才能達到與天地共存、與萬物生靈共同發展的目的。

“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荀子·修身》),道德是私欲的克星。人們只有養成仁義德行,才能克服自己的私欲,也才能使人類在創造與分配社會財富(包括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中的種種行為與大公無私的天地自然協調一致。唯其如此,人類才能與天地共存,與山河同在。

二、“仁”與生態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荀子·議兵》)所謂愛人,當然也包括了關愛大自然,善待世間萬物,因為人一刻也不能離開大自然。誠如孟子所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愛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對此,我們可解讀為:第一,君子關愛萬物與民眾的主觀愿望同自己的仁德修養是一致的,表里如一的,否則便不是真正的君子,當然也不是真正的關愛。從而體現了儒家的誠信精神;第二,君子在家庭里能做到“親親”,即能尊敬父母先輩,關愛兄弟姐妹。在社會上則能關愛廣大民眾,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第三,君子不僅愛人,而且愛物。亦即愛護大自然,同大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孟子是言,并非單純出于良好的主觀愿望,更是對人類與自然發展運行規律的總結。他的認識當然是客觀的、科學的,也是積極進步的。其價值至今甚至永遠也不會失其光輝。

人類要生存、要發展,要創造財富、謀取幸福,這固然在情理之中,無可非議。但是,要想達到上述目的,決不能以破壞生存環境與生態平衡為代價。如果只為了人們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對大自然所蘊涵的資源采取殺雞取蛋或竭澤而漁的不道德行為,不僅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空間,破壞了生態平衡,違背了自然規律,而且人們也得不到真正的長遠的利益,甚至還要受到自然的懲罰。相反,如果人們都能像愛惜自己那樣去愛惜自然、萬物,努力維護生態平衡,那么,所得到的就不僅是人類現實生存環境的改善,而且還有真正的長遠的利益。

如何愛護大自然、維護生態平衡呢?

(一)對“天”認識的進步

這是儒家生態觀確立的基礎,必須首先將其弄清楚。“天”,商周時指主宰天地萬物與人類命運的上帝。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能動作用的日益顯現,人們的認識能力與認識水平不斷提高,于是上帝主宰人間的權威地位開始動搖,上帝、鬼神的神秘色彩日趨淡化。孔子與孟子雖然還不能說是典型的唯物論者,但從其諸多言論中可知,他們已經開始清醒的認識到,天固然是有權威的,確能左右人類的命運。但同時也認為,天并非是有意志的上帝,天實際就是人類須臾也不能離開的自然界,并且它的運行是有規律的。如孔子整理過的《書經·泰誓》說:“天佑下民。”孟子也說:“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孟子·公孫丑上》)這表明了他們對天的權威性的認識;又如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孟子的“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然興之”(《孟子·梁惠王上》等,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對天的科學見解:天即大自然,并按規律運行。這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大進步。

至于荀子對天的認識,則是完全打破了神秘感,堪稱先秦唯一的創建起關于“天”的唯物主義科學理論體系的人。什么是神、天是什么?神與天就是大自然。荀子說,“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都是自然現象。“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但由于認識能力有限,人們“不見其事,而見其功”,這才將大自然神化了。又因為人們“皆知其所以成就,莫知其無形”,所以又稱大自然為“天”(《荀子·天論》)。荀子對“天”認識的高度,至少在先秦達到了思想史或哲學史上的最高峰,故其影響也最深遠。

(二)向自然取之有度

儒家不是禁欲主義者,而是主張合理的需求,提倡取之有度。如孟子所說:“不違農時,谷物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說的更具體,他說:“圣王之制也,草木繁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鰌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代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人們的生活家用主要靠糧食、魚類及木材等,主要生產活動是農耕、捕魚及對森林的采伐。就古代的實際情況而言,地大物博而人口卻是稀少,尚不存在自然資源枯竭的問題,但竭澤而漁或殺雞取蛋的只顧人類一己之私的現象肯定是存在的。孟、荀思想家們高瞻遠矚,既為了人類的切身利益,更考慮到人類的長遠利益,于是提出了人向自然取之有度,同自然和睦共處、互相受益、繁衍發展的生態平衡理論,既有現實意義,又具超前性。

然而,要實現這一美好的科學理想,沒有“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荀子·不茍》)的道德素質是決不可能的。

三、“制天命而用之”

儒家的處世態度是積極的,始終以平治天下為己任,在如何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們雖然對那種竭澤而漁、殺雞取蛋的急功近利行為予以堅決的否定和批判,但決不是說可以在大自然面前持消極態度,無所作為。“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荀子·天論》)喪失信心,看不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將人類的命運依附于“天”——大自然,大自然所蘊涵的資源財富即使再豐富,它也不會將福祉輕易地奉送給你。那樣的話,人類怎么能生存繁衍,社會又如何能夠得以發展?至于人類與自然的共生共存、和諧相處,當然也就更談不到了。

“制天命而用之”(同上)。荀子是言,振聾發聵,他在中國古代首創人定勝天思想。該思想既不同于那種毫不顧及自然規律、只憑主觀良好愿望的狂熱思維,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又同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得軟弱無力、無所作為,完全受制于大自然的懦夫心態與意識相左。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是建立在人們對客觀自然的科學認知的基礎之上的。大自然、天地萬物,當然包括人類社會,其發展變化都是有規律可循的。在先秦,如果說老子以及孔、墨、孟、莊等思想家已開始對“天”及其運行規律進行過不無有益的探索的話,那么,戰國末荀子在這方面的理論建樹則是無與倫比的。荀子說:“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同上)話說得直白、生動,道理卻是深邃的。他既向人們揭示了大自然的發展變化具有永久不變,并且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同時也明確昭示了能否順應自然規律所造成的“吉”、“兇”截然不同的兩種后果。

人類只有認識了自然規律,才能控制和駕馭自然規律。也只有順應和控制了自然規律,才能利用大自然為人類造福。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

幾千年來,人們為實現社會和諧的理想而孜孜不倦地求索與奮斗,雖然由于歷史的局限而難以如愿以償,但他們所迸發的智慧之光卻是永照人間。小到“家和萬事興”,大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對以“天下為公”為特質的“大同世界”的憧憬(《禮記·禮運》),無時不在成為激勵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地追求人人為公、“仁民而愛物”、沒有爾虞我詐的相互關愛、和諧相處的理想目標而努力奮斗的強大動力,并且積淀為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反對不義之戰的價值取向或優良傳統。

新中國建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關心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將環境保護與自然生態的平衡作為重要國策來抓,領導全國人民植樹造林、綠化荒山荒漠、治理江河湖海、加強環境保護,……成就斐然。但也毋庸諱言,由于新中國底子薄弱,經驗不足,人們又尚未徹底擺脫幾千年舊制度遺留下的諸多負面因素的影響。更由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極左思潮的泛濫,致使人們的思維方式往往偏離自然規律與科學的軌道。在急躁情緒與急功近利心態的驅動下,為了取得暫時的經濟效益而不顧及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的濫砍濫伐、毀林造田、濫捕濫殺、野蠻開采等現象屢屢發生。由此而引發的江河湖海水質污染、洪澇蟲災、物種銳減、礦難頻頻等不幸事件幾乎連年不斷,給國家建設與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危害。一次次血的教訓,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戰國策·楚策四》)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以來,黨和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加強全民的環境與生態保護意識的宣傳教育,同時,也不斷加強環保與生態方面的法制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人們的生態環保意識也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就成效而言,總的說也是步入了有史以來最佳時期。但是,同其它一些領域已經取得的顯著成效相比,同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目標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江河湖海水質污染現象仍然存在,濫砍濫伐、濫捕濫殺的不法行為仍有屢禁不止之勢,由于違法開采而釀成的礦難事故仍然時有發生,……這都不能不令人深感焦慮、震驚。這種只顧人類自身物欲,而不認真考慮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及其運行規律的無節制地索取的思想與行為,是損害人類真正的、長遠的利益,是阻礙社會正常發展的一大頑癥。如果不徹底根除,什么可持續發展戰略、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只能是空談。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上》)孟子是言,決非聳人聽聞,無數事實表明,不管什么人,只要他的行為順應了自然規律,就能夠生存、發展;反之,則不然。古往今來,概莫例外。先哲雖然赍志而沒,但在今天,對于那些面對大自然仍失去理智的人來說,仍不失其清心劑的作用。

為了構建和諧社會與開創和諧的未來,胡錦濤同志于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科學發展觀。這一理論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它不僅適用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建設與發展,而且也適用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及對大自然的開發利用。我們堅信,只要真正將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用科學發展觀統領一切,并且嚴格按相關法規辦事,加強監管查處力度,幾千年來人們夢寐以求的和諧社會一定能夠實現。

不過,我們也決不可忽略儒家生態觀的借鑒作用。更何況科學發展觀理論的確立,儒家的符合科學法則的生態觀也是其基石之一。

(作者::劉玉明: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客座研究員

邱戰國: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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